那天晚上朱家骅和她说的话里面，竟然只有和钱有关的是实话。

民国二十五年，去学速记，是为了在秘书处晋升，华董私下跟她说速记好的优先考虑，她则明白10英镑是钱1英镑也是钱，只要涨了都是好的，涨了她就能收回投资。结果事实证明，即便是董事会的秘书，薪俸上涨的程度也有限，她觉得自己被洋人和华董合起伙来给骗了。结果民国二十六年，这手艺终归给她招来一份财了；而且朱家骅还说，因为别人不知道董事会秘书薪水一般，也会自发地认为能一直干秘书的遗老遗少的后代肯定老实安静、绝不惹事生，很有利于遮掩她的那一重身份：兜兜转转，她倒是达成了“多挣点钱”的目的，像是她这个人走到今天，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浇筑出来的。

她回过神，整理好混乱的文件，麻利地敲完，取下，快速核对一遍——别人都觉得她这样做是无必要的，只有她自己坚持——然后送去给其他委员会，财政、地产、电影检查、卫生、人事、教育，最后从园艺委员会回来，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

都什么时候了，还搞园艺？这租界内歌舞升平，中华大地其余地方烽火连天，这是什么日子？

然而就是这样的日子——她这样对自己说——给了你一份英镑计价的工作。

刚才还在园艺委员会那里听负责人说现在去修修剪剪到底安全不安全，花匠总要从华界进来，日本人要查，又不能把花匠留在租界住，万一……

万一什么，她随便问。

万一……那人也万一不出个什么。总之还是不太好，那人说。

她没搭话。自己回来，事情做完了，效率挺高，于是整理桌面上的文件。

她答应朱家骅的时候，朱家骅高兴得不得了，说了许多好话，她只是赔笑，那些民族大义，她懂但一个字也没听进去，满脑子想的是天秤的平衡，好像照朱家骅说来危险和收入是完全等价的，多一毫子不给，多一分危险也没有。结果现在呢？

她看一眼窗外，外面是阳光灿烂，来收尸的清早才把地上的麻袋收走，里面装的什么她不知道，她只看见了血。

她也不想知道。不能想。有时候76号用铁丝把不知道是谁的手指头捆在电杆上，活像那木头电杆长了手。有一天另一个女同事来上班，脸色煞白，说是在路上看见路灯下有人头。这位同事住公共租界，她想，幸好自己不住。

这时候说危险，晚了。她发电报的手艺太好了，来不及回头了。她学了半年就出师了，郁秉坚{6}说，要不是你本来有那份正职，我简直想要把你拉到我这里来。她虽然知道郁秉坚不存任何坏心，但也不喜欢这说法，不怎么喜欢他的夸赞，连带对这件事都没什么喜爱之处。是啊她发报快而准，密码往心里一背，明文往眼前一读，脑子里出来的就是密文，而且最可贵是，她发报没有“笔迹”，毫无特点可言，简直是标准的标准，像教科书一样。

因为这个，她在郁秉坚、在朱家骅、甚至在中统上海站，地位都很稳固。她在公董局的职位也稳固，别人都担心被辞掉，倒数计算时间以盘算最后底线就是“裴清璋被辞退的那一天”。这份稳固又倒过来促进了她的特工事业。多有趣、多可笑的循环，她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挣钱，做特工是为了赚钱，做这么危险的事是为了赚钱。

但凡她再有一点钱也许都不至于此。可“一点”是多少呢？她从不知道。她管账之前，该还的债已经还完了，“钱货两讫”，父亲的尸也收了，人也埋了，丧事也办完了，两母女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她这才去读的书，一回学校就说换专业，要去读法语，辅修英语。原不是这么想的，原来觉得——

咔哒，她听见办公室外面走过的法国男子掏出打火机掀开盖子的清脆声响。纸烟。卷烟。隔壁的法国老头抽烟斗。没人抽大烟。新派的人应该不抽。她父亲不是，祖父也不是，所以他们抽。那种甜腻的香气在她记忆里总是和《古文观止》、《左传》还有《论语集注》联系在一起，也和绍兴酒的酒香、堂子里长三的汗巾子上的芳香联系在一起，还和争吵、咳嗽、以及哭泣联系在一起。

到底是哪里不对，所以今天是这样呢？是从祖父分家开始？还是从祖父病死在最后一笔财产划分完毕开始？是从父亲和母亲结婚开始？还是从母亲身体不好二十四岁生下自己就再难怀孕开始？是从父亲流连长三书寓开始？还是从父亲一再被人发现醉倒在酒桌上摇也摇不醒只能送回来开始？是从母亲和父亲大吵大闹开始？还是从父亲虽然拒不料理家务却允许自己去上新派女中开始？是从自己考进了大学父亲却笑得一脸愁苦开始？还是从父亲无论如何要买现在这套洋房开始？

他卖了铺子，卖了另外两处房子，卖了乡下的五十亩水田，后来又买了三十亩，换来钱干了什么她不知道，父母都不记账，最后都说不清楚，有时临时借了钱连字据也没有，仿佛对方来要债是空口一说是什么就是什么。然而不等她管账，她就知道，她父亲裴中衍临死前做的最对的事情、也许也是唯一一件对的事情，就是买了现在这套洋房。够